故乡的社房院>
社房院位于赤壁村的中间。四合院，占地300平方米。西房最早，建于上世纪40年代，土木结构，二层。东屋是一个戏台，建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下面是个门洞，上面是戏台。戏台不大，和古代的小戏台差不多，十来个人站在上面就有点拥挤了。堂屋是小卖部和药铺，其中，小卖部还在，只是很少开门营业。药房在上世纪末关闭。南屋经过改造，目前是村委所在地和村委活动室。
至于为什么叫社房院，我也没弄清楚，但，作为我的写文手法，还是算了说吧。下面就说说有关社房院的故事。因为，社房院也是见证了历史的。
耍电影
社房院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耍电影。
其实，所谓的耍电影就是放电影罢。在门洞戏台上挂一白色幕布，将电影机支在当院中。放电影前，先放几段新闻简报，内容和现在的新闻联播差不多。只不过那时候没有电视，只有有线广播。为了让大家知道中央在干啥，有什么主要精神，县宣传部门利用放电影之机就放一段新闻简报。
放的什么新闻我忘了，放映员我可是记得。他们是和平、申来、平柱。后来我参加工作，县里有了电影院，而放电影的仍然是他们三个。
说起他们三个，这里插一段故事。
那时候的电业部门管理不像现在管的严，说起来，我还当了几回电霸呢。我当时在城关变电站上运行，进电影院需要买票。一般的好电影了，电影院都会松几张票，有时候票送的不多，我们上运行的就没有了。气不过，就要制造一些故障。整个县城就会没电。和平了平柱了就会跑到变电站，气喘吁吁：“哎呀，咋没电了呢？”我们还纳闷：“有啊，咋会没有呢。我去给你们瞧瞧啊。”装着着急的样子一同进了控制室，连声惊呼：“哎呀呀，咋掉闸了呢。都怪我，没看好。”也不说票的事，握着开关把手一扭，“彭啪”一声，又是一片光明。这样闹了几次，每次送票，都足足的。
唉，现在若干这样的事，小饭碗肯定就没了。
回头再说社房院放电影的事。
那时候的电影也就那么几部。什么上甘岭了，奇袭白虎团了，智取威虎山了，龙江颂了等等。按说，这类电影看个一两遍也就行了。可我们年龄小，就跟着和平他们三个人屁颠屁颠到附近村看。也不嫌累。
农村没有电，放电影用的是发电机。我们不仅要看完电影，还要等那发电机熄灭了才恋恋不舍的回家。也怪了，那发电机轰隆隆轰隆隆，高一声低一声就是不熄火。我们就在一旁守着，大冬天的也不害冷。
都说小孩屁眼三把火，可见就是。
东屋的舞台我不记得唱过什么戏，但我记得自己曾经在上面表演过一次。
大概是小学生过六一国际儿童节。有一年学校组织学生给全村乡亲做汇报演出，我和申爱斌、任和勤还有一个谁我忘了，可能是申平。我们四人表演三句半。申爱斌打头，我最后。
也不知是紧张还是咋了。最后一句，申爱斌忘词了，重复说了上一句，中间两个人没重复，我最后着急上火的还是重复了一句。惹得台下的乡亲哈哈大笑。
之后就是快板书，由申爱斌一个人表演。什么内容我忘了，只记得最后他说了一句且听下回分解之类的话。
这是40年前的事，申爱斌的这句下回分解再也没有分解成。申爱斌是个罗锅，学习很好，身体残疾不能参加中高考，最后当了教师。他教出的学生可以说桃李满天下，只是身体极度虚弱，2015年没的。当时，申志强身在外地，打电话让我去送送他。意思就是去帮忙料理后事。后来我去了，村上许多人都在。他就这么走了，享年不到55岁。任和勤早早就离开人世。他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不在了，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但他的容貌我还记得。申平在上世纪赤壁电站建设时没的。据说是修电站扩路放炮，一个石头起了空，地对地导弹一般，从低于赤壁村30米的路基飞起来，打个弧线飞到赤壁上空，垂直落下。申平正好出门，可可的砸在头上。
仓库
西屋二层楼房兼职仓库。大集体年代有那么几年是我爷爷当的保管。村里的公粮就在这个西屋的二层楼上。二层楼上我就上过一次，面积不大，有几只老鼠在上面闲的没事转悠。
爷爷是个老实人。按说当了几年粮食保管还能饿着自己？还甭说，还真没吃饱过。我就想，那时候的人为什么那么的清廉？
后来爷爷去世了，村里在清算过去旧账时，爷爷还欠了大队好几千斤粮食，村委考虑到欠账都是许多村民只借不还之故，折算后让父亲结了。
爷爷大高个子，一脸严肃。我记事以来就很少见他笑过。即便做了一顿好饭了，想让我们吃点，也是走过来，黑着脸对母亲说：“还有一碗饭，教孩子们吃了。”也不说第二句。
奶奶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去世了。我们兄弟三个陪伴爷爷睡。一盏煤油灯挂在墙上，冬天，我们上晚自习回来，爷爷的煤火上或者蒸着热腾腾的软饰疙瘩或者坐着喷着蒸汽的茶壶。
爷爷住的房屋分里外间，里间盘着一个大抗，隔墙外面放着爷爷的寿材。我靠墙而睡。后来我对父亲谈起此事，我说：“您知道我当时有多害怕吗？”面对一口棺材而睡是一个什么想法？
夏天没有褥子铺一张草席，睡醒起来身上还有网状的痕迹。冬天铺着薄薄的褥子，展开铺盖钻进去就睡。早晨起来卷铺盖就得。
虽然生了火，冬天还是冷，我和弟弟一个被窝睡。他怕冷，钻进去不躺，盖着被子跪着等我暖好了再躺下。爷爷对我的叔伯弟弟好，真冷了，会掀开被窝让他进去睡。
后来我们长大了，就剩下爷爷一个人睡。每天早晨，由我最小的妹妹拍门去叫。有一次，妹妹拍门叫了，没应声。小孩子家不知厉害，推门而进。穿过黑洞洞的外屋进了里间爷爷爷爷的叫了几声。小妹喊了一阵，不见应答，跑出来，告诉母亲。母亲赶紧跑进去去看，爷爷已经仙逝。盖的被子丝毫不乱，没有任何的痛苦。
爷爷晚年得了白内障，眼前一片模糊。有次我女儿回家，我逗爷爷：“你能看出眼前是谁来吗？”爷爷呵呵一笑：“一个黑疙桩。”突然想起爷爷有一次给我们讲故事，说有一次他一个人走夜路，月黑风高，曾看见前面有一个黑疙桩时隐时现。
供销社和药铺
社房院的堂房是供销社和药房。
供销社作为上世纪的产物可是了不得。进门一个长柜台，柜台前面很小，两个人并排是肯定不行的，需要侧身。柜台里面也不宽敞，货架上摆着成卷的花花绿绿的布料，解放牌球鞋和一些日用品。打横摆着一张桌子，算作供销员办公地方。拐角处放着两个水缸，一个盛醋，一个盛酒，缸边都挂着一个打酒的锑子。
赤壁村有个叫申小方的退伍军人，对，就是申爱斌的父亲。那时候的退伍军人可不简单。他每天都要拄着拐棍到供销社一次或者几次。把拐棍靠墙而立，一挪屁股坐在柜台上，打一角酒，摇头晃脑吱溜吱溜慢慢品尝。有人进去了他也不让，馋的干咽唾沫。
都穷，谁有时间和闲钱打酒喝？他算作一个。打仗时丢了一条腿不用干农活，退伍金还能每天喝一角酒，也算不幸中的潇洒了。
他是个闲人，还懂点文化，喜欢起外号。去年卸任的村支部书记申勤的外号就是他起的。叫“斑蝥”。我在网上查了查，斑蝥是一种昆虫，北方南方都有。后来问起申勤为什么给起个斑蝥的外号，申勤笑笑：“咱也不知道。”
供销社是集体创办，供销员也是公社委派。记得烟驼村一个叫明善的人在供销社待了好几年。我当时称呼他为大爹。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扯布时先量好了尺寸，用剪刀剪一个口，两手握紧了，牙关紧咬，歪着嘴，用了力，呲啦一声。
有一次我拿了五元钱去买糖蛋。明善大爹拿着钱左瞧瞧右看看，巴着脸问我：“是你爹给你的？”我唔唔着。他拿出一颗糖了给了我，哼一声：“钱先放我这，你走吧。”回家见到父母也不敢吭声。五元钱那，要知道那时候的五元钱是什么概念么？
明善大爹已逝去多年，临终前父亲去看他。他瘦骨嶙嶙看着父亲：“老弟呀，我不行了。”父亲安慰说：“会好的会好的。”
八十年代，供销社的功能还行。偶尔回家，我还会光顾买点烟了之类。后来村民大移民。这个大移民不是指的背井离乡，指的是出门给孩子做饭了，出门打工了等等。供销社因为实行承包，没有人来买东西。可也不能关，关了上级也不答应，就在村下赤壁桥头又租了一间门面。两头跑。这哪能行。不行也得行，市场经济嘛。
空心村并不是赤壁专属，大概成为农村的普遍问题。房子越盖越多，越多越没人住。没人住就别盖了，还是盖。部分人村外批了新地址。还有一些村民就在原址动了心思，拆除旧房子，换样新瓦房。
按说富裕了，盖新房也好翻盖也行，都没啥可说的。关键是别侵占公共地方。也不知咋回事，村民盖房这类事村委也很难管，几乎失控。恨不得隔空遮天，下面留一个走廊。
关键是车多了。
没去过赤壁村的不知道进村之难。这样形容罢。每次开车进村都像考驾照一般。我这小车还行，普桑之类稍微大点的车就很费事，稍不留神就会发生刮蹭。
去年村里集资办庙会。我曾经在《根》的随笔中详细说过事件经过。将那急弯处的旧厕所拆掉了，进村的车辆基本上没有问题。
但是，车多了，车多了呀。别说逢年过节，就是平时，车都没地儿放。
没办法。
今年，就是2016年，在赤壁村负责扶贫攻坚课题的干部和村支两委一班人还有村民代表等等，满村转了个遍，制定了许多方案解决车辆进村问题，最后狠狠心：将社房院的西屋和堂屋拆除。
社房院历史并不长，但作为村的历史见证，拆除了就没了。
拆除了到底对不对，我也不知道，有句话叫不破不立，还有句话叫环境所迫发展所需。再说了，以前的城墙大庙都能拆掉，大概拆一座小房子也不算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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