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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读的是文学专业，并由此曾一度痴迷过文学创作，也断断续续写过一些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后因“改行”从事行政工作，白天总有忙不完的琐碎事，晚上则穷于应酬，慢慢的把读书写作丢弃一边。幸好从事的工作从未离开过土地、村庄和农民。多年来，我几乎跑遍了全广西所有的市、县，亲眼目睹了土地、村庄和农民正在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革，更亲眼目睹了地处偏僻山区的老家界岭村一步步走向“沉沦”的过程，不知是喜还是忧的感触令人难以释怀，并促使我在工作之余不时拿起笔来，最终形成了一些文字，多年积累下来，居然已有不少。这次本意是把自己参加工作以来所写的各类内容的文字集中起来出个集子，不想汇总后发现以老家界岭村的变迁为主要内容的文字占了大多数，为此友人们建议，与其把所有的文字都汇集起来，出个大杂烩的集子，不如专门出个以反映老家历史变迁的集子或许更有现实的意义。我听从友人们的建议，选取了其中的31篇，并把书名定为《回望故乡》。
“回望”，按照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回顾，回头看”或“回顾，回头远看。”之所以把这个集子定名为“回望故乡”，自然是因为这个集子的内容绝大部分属于回顾我的老家界岭村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集中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小部分改革开放后父老乡亲们外出打工的事情。我之所以这样“布局谋篇”，自然有个大胆的设想：通过对我老家界岭村的记载，见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村庄的环境情况，以及村庄的发展和“衰落”的一些轨迹。
或许有人会说，你算老几，竟敢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界岭村比肩整个的中国村庄，简直不知天高地厚！不怪有人会这么说。因为界岭村的的确确是一个无人知晓的山区小村，它既不像江苏的华西村那样富甲天下，成为中国村庄发展的时代标杆，也不像一些至今尚在黑暗中摸索（还没通电）的更为偏僻封闭的山村那样家徒四壁、食不果腹。然而，正因为界岭村既不最富裕也不最贫穷，而是中国浩如星海的无数个自然村中最普普通通的一个，才更具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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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部门最新统计数据，在2000年时，我国尚拥有360万个自然村，但到了2010年，这一数字变成了270万。也就是说，10年间就消失了90万个自然村，平均每年消失9万个。由于数字如此的触目惊心，我一度十分关注相关部门公布的信息和媒体的报道，看到不少诸如“百年老村只剩一个老人”、“‘末代村民’相依相守”、“九成土坯房即将倒完”、“葬礼难找抬棺人”、“空心村：不亡而待尽”，等等有关村庄即将消失的信息和报道。种种迹象表明，我国村庄的消失速度正在进一步加剧。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曾给消亡的村庄这样定义——如果一个村庄剩的户数和人数到达这样一个状态：红白大事凑不起办事的人手，现有适龄年轻人在村里找不到对象，后辈年轻人再不愿回村居住，那么，这个村庄也就“不亡而待尽”了。我老家界岭村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这自然首先是由于它地处福绵、陆川两县（区）交界的山区角落的原因。或许有人不相信也不理解，尽管界岭村离远在南宋时就有“岭南都会”之称的玉林市城区仅仅只有不足20公里的路程，但至今仍只有一条狭窄的机耕路将它与外界相连。其实我也不理解，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村村通公路工程”已实施这么多年，离城区如此近的界岭村至今尚未通公路。
曾有媒体对正在消失的村庄做过调查，村庄消亡的主要原因是：年轻一代外出打工（据统计部门的数字，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6亿人）；种田效益长期低下，农业凋敝，经济上没有出路；大量撤并农村中小学致父母外迁陪读；土地被征收征用。对照界岭村，年轻人的确大部分已外出打工，但依然有部分留在村里发展；农产品市场很不景气，价格极其低下，但留在村里的家家户户依然坚持种田，粮食还能自给自足；村里的小学依然存在，小孩子们还可以就近读书；由于有一条铁路和一条高速公路经过村里，土地被征收了一部分，但基本上都是山地，对生产生活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此外，村里还有不少的砖瓦房子，这些房子尽管大部分已十分陈旧了，但还有不少人住在里面。变化最小的是村前屋后的田地，这块是钟家的那块是尧家的、马家的、邓家的，分田到户以来，一直没变化过，村民们依然在种植水稻、玉米、蔬菜等等。或许是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的缘故，界岭村的发展不算太快，还隐隐约约可以看到一些昔日的面貌，保留着一份古朴、宁静的形象。如果它在城市边缘，或许早已被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所吞噬，同时它不临江，山虽然一座接一座的，但不秀丽，所以没有被征去盖临水别墅，或者开发成人来熙攘的旅游景点。
然而尽管如此，界岭村的变化还是非常明显的。最明显的就是“人去楼空”。村主任告诉我，界岭村现在共有92户人家、444人，留在老家的已不足200人，大半中青年人已进城打工。为了孩子们有个好的未来，他们大都把儿女们一并带到了身边。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见得混得有多好，但终究要比在村里过得殷实。我生于界岭村长于界岭村，对父老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比较了解，十分明白“洗脚进城”是他们的一种历史性选择。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地耕田种地，常常是入不敷出，实在是没有什么前景。此外，村里的环境条件确实无法和城里比，别的不说，不通公路就是很苦命的事，那条上世纪60年代修建的机耕路经过几十年的碾压，实在是破烂不堪，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都够折腾人：晴天一路尘土飞扬，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雨天则一路黄泥浆，不管走路还是骑车都“寸步难行”。除了不通公路，村里也不通自来水，每家每户至今喝的依然还是自家挖的井水。最令年轻人不习惯的是卫生，特别是没有专门的卫生间，每次上茅厕解决大问题都必须经受成群蚊子的疯狂肆虐。由于城乡的巨大落差，走出去的乡亲除非迫不得已极少再回来，有活路的大都还会想方设法把家人和亲戚一并带出去，所以进城打拼的有不少属于整个家庭的，部分只留下老人看护家园。
此消彼长，随着“洗脚进城”家庭和村民的增多，“人去楼空”已成为界岭村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由于没有人气，房子破败得异常的快。首当其冲的自然是那些年代久远的泥砖屋。年前，我曾多次回到界岭村，所到之处映入眼帘的只能用惨不目睹来形容：起码有超过半数以上的泥砖屋已崩塌，残垣断壁、杂草丛生的老宅随处可见，屋顶、墙壁四穿八漏、摇摇欲坠的泥砖屋比例也不少。再看那些红砖青瓦小洋楼，虽然大多保存完整，基本没有崩塌的，但整个颜色陈旧、墙面斑驳脱落的败落景象也是非常的明显……可以说村里最鲜亮的房子就属各个家族的祠堂了，由于红白喜事和每年的过年都要用到，不管贫富，不管要花多少钱，人们都会慷慨解囊，及时进行修缮。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祠堂，已成为了许多外出打工者尤其是一些已没有老房子的游子们铭记心头的标志性建筑。只是，因为长久无人进出，祖先的牌位大多已被蜘蛛网占领。每次用到的时候，都得进行一番清洁打扫。#p#分页标题#e#
“人去楼空”还直接的反映在村里的小学，这所曾经培养出多名全国重点大学学生的小学虽然还在，但已是大大的今不如昔了。校长告诉我，由于生源严重不足，不得不实行隔年招生。即使如此，每届也就有十几名学生，勉勉强强能凑够一个班。隔年招还带来一个后果：学生们不是太迟上学就是过早上学，都不是最适宜上学的年龄。而且，学校连同校长只有5个老师，他们几乎是全能的，语言、数学、音乐、图画、体育等等什么课都得上。由于生源和师资的不足，学校的教学质量可想而知，据村主任说，村里已有多年没有出过大学生了，这与当年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考上大学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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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权威媒体报道：10年间，我国的河流有一半已经消失。环境和生态破坏每年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接近1.5万亿元人民币。环境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究竟如何计算我不懂，但河流的消失就发生在界岭村、发生在我的眼皮底下。最令人心痛的自然是村里的“母亲河”——我童年时足有三四十米宽的碑溪，早在几年前已变成了一步即可跨过去的小沟沟。而以前连接良田沃土的密密麻麻的沟沟渠渠，以及众多的山塘、小水库，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随着河流消失的还有老家历经千百年生长发育形成的桃金娘铁芒箕植被群丛。记得小时候，老家的山上生长着密密麻麻的马尾松、红椎、白椎、荷木、樟木、楠木等众多林木，其中不乏银杏、沉香、格木、黄檀、柚木、铁力木等树龄百年以上的名贵大树，每年总能结出满树果实的桃金娘和最受人喜欢用作柴火的铁芒箕更是几乎遍布山上山下的每个角落。然而，不知什么时候，那些名贵的百年老树似乎是一夜之间就全都不见了，紧接着是山上的各种林木，连同那些遍地的桃金娘和铁芒箕，也在“向山上要效益”的鼓吹下，砍的砍、烧的烧，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全部种上了清一色的速生桉。这种生长速度奇快、5年左右即可采伐的高产树种，经济效益十分明显，但这种树如果大面积种植会导致地下水位下降，严重影响到水土保持，时间长了，会造致土地表面板结和土地沙化现象。
或许是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缘故，老家赖以生存的水田旱地也出现了明显的板结退化。记得小时候这些良田沃土不管种的是农作物还是经济作物，只要时令一到将种子播下去，撒上自家沤的农家肥，就能蓬勃生长，收成良好；现在却截然不同了，且不说难觅农家肥，就是大把大把地把各种各样的化学肥料瓢泼下去，也难以获取丰收。
除了溪流，除了植被群丛，除了良田沃土，已经或者正在消失退化的事物还有很多，整个村庄给人的感觉是在不可逆转的“沉沦”着。而关于“故乡沉沦”的话题，近年来不断被许多人提起。不少人认为，“这已经不仅仅是农村生存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沉沦了，这更是一种温情的生活样式、行为准则、伦理道义、生存价值的沉沦了”。我赞同这个说法，因为除了上述那些正在消失退化的东西外，还有那些每年热闹的采茶戏、木偶戏，以及舞狮等，也随着村庄的“衰落”而被风吹走，只留在了记忆中。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曹锦清认为，“故乡沉沦”的说法，可以理解为过快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后带来的伤感情怀，因为原来熟悉的东西都消失了，但一个现实是，“你我都回不去了”。
“原来农村里有熟悉的山、熟悉的水、熟悉的乡亲，都市里都是竞争、压力、拥挤、冷漠的人际关系，一回到家乡一看，童年美好的记忆没有了，会让人伤感，但是他们也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这个环境里了。”曹锦清说，“现在如果回到你的农村去，你待一个星期是可以的，但是你待个半年试试看？连农民工都回不了他的老家了，因为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农村没有挣钱的机会，靠一亩三分地，连填饱肚皮都有点困难了。”我的体会尤其深刻，就在前段早稻刚刚收割完毕的时候我回过老家，一位疏堂姑姑告诉我，今年的收成不好，亩产也就800来斤，而且特贱，每斤才卖1.2元，一亩卖不到1000元，扣除种子、肥料、农药等成本，可以说不但没有利润，还要倒贴。这日子，是越来越难撑下去了！
面对疏堂姑姑的“诉苦”，我无言以对。用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现在的农村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过去那种以自给自足为主体的经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农民生产的东西要卖掉才能生活，生活所需的消费品又要从市场上买来，他们已经深深卷入到市场经济里了。
似乎，疏堂姑姑的出路只有一条——和其他村民一样：到城里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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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村里走出去的乡亲们，也并非个个都一帆风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曾对广州几十个城中村进行调查，在那篇题为《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的文章中，李培林形容，“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
剧烈的社会转型带给文化人的，往往只是黍离之悲。然而，对于当事人来说，在社会转型中最关键的需求就是公平。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工地上，仍然有2.6亿农民工。他们今天获得的待遇，比上世纪80年代初，要好多了。甚至有人说，要给他们医保社保，还要让他们的子女在城市里上学了。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这一切连动议都没有。那一代农民同胞，是要首先花一笔当时来说相当不菲的支出，在政府机关办了“暂住证”和“务工证”，才能逃离艰辛无比的农村的。试想，到了21世纪初，大学毕业生孙志刚的城市生活也潜伏着致命的风险，说起最初一代农民工晚上没有工棚只有工地，并且随时可能被“收容遣送”，人们已相信那根本算不上什么稀奇的事。
事实上，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愿意到城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因为农村收入过低才到城里去。我已注意到，就在界岭村，有不少的中老年人更愿意留在村里生产生活。对他们来说，到城里打拼只是找一份比耕田种地更为赚钱的活干而已，而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更不是他们养老的地方。所以村里有不少的村民赚到钱之后就回家盖房子。当然他们大多数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城里买房子。#p#分页标题#e#
界岭村在南宁打工的乡亲最多，和我同龄以上年纪的我基本都认识。和他们接触多了，我慢慢发现，他们几乎同时患了一样的病一般，总是怀念从前在村里时，一吃完晚饭，就家家户户地串门，一直聊到夜幕低垂，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而现在，如果是不认识的陌生人家就罢了，一些住在楼上楼下的故乡人，也总是一进家门就关得严严实实的，好像陌生人一般。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比从前淡薄了许多。
都说城市是陌生人的社会，乡村是熟人的社会。我也是从乡村出来的，事实上我的感受和乡亲们没有什么区别。城里虽然最不缺的是人，但最缺的是人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同陌路。而乡村完全不一样，尤其是一些小村落里，大家互相帮助，和睦相处。邻里之间平时也会有些恩恩怨怨的，但只要是红白喜事之类的大事，定会不计前嫌，全力帮忙。特别是白事，邻里乡亲、亲戚朋友更是不请也“闻声而来”，协助死者家属把事情办得大大方方、妥妥当当，给死者足够的尊严。“这和城里完全不一样，那里一个人的死，从医院到火葬场再到高价买来的墓地，就像是一条僵化的流水线，根本就没有什么温情可言。”一位决定还是回老家养老的钟姓大伯如此对我说。
或许有人会说：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奥特！不错，时代在变，乡村的许多习俗文化也在变，甚至慢慢地消逝。然而正如《大地雄心》主人公的父亲在临终前留给他的唯一遗产——一句充满温情与希望的话：“一个人只有拥有土地才有价值，才有灵魂”那样，没有土地，农民就没有灵魂。
即便如此，乡亲们进城打工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界岭村将继续“沉沦”下去，或许最终在不久的某一天，也和其他许许多多的村庄一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我不反对、也无力挽救界岭村的“沉沦”甚至“消失”，更没有理由反对现代化。
中国有句俗话：一方沙土养一方人。其实我想说的是，“没有故乡的人是不幸的，有故乡而又遭遇人为的失去，这是一种双重的不幸。”而对于我这种已离开故乡多年的“城里人”，或许故乡更像是一个精神家园。但我愿意永远的呵护着它，因为，呵护它也是在呵护着一座精神的后院、呵护着一座灵魂的庙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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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在正文里，我已用约6000字的篇幅专门写了一篇以“故乡沉沦”为主题的文章（即《沉沦的故乡》），在这篇后记里，我又再次以“故乡沉沦”为主线哆哆嗦嗦了这么多，足见我对故乡界岭村正在走向“衰落”，以及整个中国的村庄正在迅速消失的忧虑。
然而，人总不能永远生活在忧虑之中，在这篇后记行将完成的时候，我要感谢那些在本书编纂出版中给予大力帮助的诸多师友和同事们，特别要感谢《当代广西》副主编、副社长李庭华先生，广西土地学会副会长、秘书长农丰收先生，着名书法家、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史馆员周榕林先生。李庭华先生亲自为本书的出版联系出版社，并对出版中的具体细节进行安排；农丰收先生对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进行仔细阅读，并提出修改完善的意见；周榕林先生同样非常繁忙，但仍拨冗为本书题写书名。
我要感谢的还有同事、家人等等，名单很长，恕未一一列出。
感谢的同时，我也要说些致歉的话。首先是本书所写大多是本人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想，虽然本人的意愿是欲“通过对我老家界岭村的记载，见证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前后中国农民的劳动生活和村庄的环境情况，以及村庄的发展和‘衰落’的一些轨迹。”但由于调查的不系统和掌握的材料有限，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既然写的是故乡人故乡事，就应该多选择一些典型的人物和事情，但正如前面所说，由于调查和材料所限，并没有太多典型的东西，而事实上界岭村根本就没有出过什么杰出的人物。最终，我选择了我最熟悉的阿婆和父亲、母亲作为独篇来写。尽管我的意愿和本书一样，是想通过他们见证当年农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只是，毕竟他们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民，并不具备“树碑立传”的条件和资格。
乡村，是我和像我一样的许多人的童年记忆。着名导演吕克·贝松曾说：“童年是人类的父亲。”从这个意义上说，乡村其实就是“人类的父亲”。但不管是我还是村里的许多村民，不管是像我通过考学的方式还是像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通过打工的方式，终究告别了童年、离开了乡村，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是的，已在城市立足的下一代更无可能回到乡村了，或许还在我们能走动的时候偶尔会跟着我们回去一次，等我们也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再也与乡村没有多少关系了。
“村庄仍在继续快速消失。”这是一个无庸置疑的结论，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我知道，很多事物的离去都是我无力阻止的。但我相信，即使故乡正在慢慢沉沦，我仍可以拥有一个美丽的精神家园，因为我的一生都为这个美丽的家园而努力。
作者：邓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