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民族幸运地拥有了鲁迅(我们民族自古就有鲁迅)

2023-07-02 17:01:44| 文先生

我们民族幸运地拥有了鲁迅

20世纪初的中国处在灾难深重的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候，我们民族幸运地拥有了鲁迅。他用自己的笔，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光明。

郁达夫先生在《怀鲁迅》中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们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1936年10月19日上午5时25分，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巨星殒落的噩耗传来，全国人民以及世界进步人民和文化界十分痛惜，在宋庆龄主持的鲁迅葬礼中，人们用一面绣着“民族魂”三个大字的白旗覆盖在鲁迅棺木上。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称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

之所以称鲁迅为“民族魂”，就在于他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民族的灵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鲁迅是为了改变中国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学道路的，他是伟大的思想家，但是并不同于毛泽东、孙中山那样的政治领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类精神现象、深刻反思中国人精神的伟大思想家；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但是并不同于专门致力于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的革命家，而是倾心于改变中国人精神的革命家；鲁迅是伟大的文学家，但是并不同于茅盾、沈从文那样的侧重描摹社会世态与乡土风俗的文学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炼中国人精神特征、为中国人提供反思自我“镜子”的文学家。

鲁迅在20世纪初中国“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提出“立人”主张，反对已经弥漫整个世界的轻精神的“质化”倾向；登上五四文坛后写出《阿Q正传》等不朽着作从反面批判人性的残缺；后期则以杂文为武器全力抨击封建专制主义扭曲人性的社会和传统。他毕生所倾心的，就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反思，启悟中国人“悟己之为奴”，改造自己的国民性，从奴性状态上升到悟性境界。而这种反思的目的，就是为了中国人能够“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放年轻人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鲁迅“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他与黑暗苦斗，为光明苦争，傲视权贵，对“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毫不妥协，骨头最硬，悲天悯人，为被压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呐喊疾呼，苦苦奋斗了一生。

日本从竹内好到伊藤虎丸、丸山升等鲁迅学家对鲁迅“抗拒为奴”思想的共鸣就是明证。鲁迅所自觉承担的历史文化职责，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续到当代的最重要的价值。鲁迅的这种当代价值，绝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政治集团所独享的，而是普世的，即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精神文化发展所需要的。

鲁迅同时是翻译家，他大量的精力用在翻译。因为鲁迅总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没有外国文学成就高。比如，1927年春，来华考察的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委托刘半农、台静农给鲁迅写信，说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鲁迅谢绝了，并说：“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事实上，恰恰是这些翻译启发了鲁迅去写很多东西。

鲁迅总共翻译过14个国家近百位作家200多种作品，其中苏俄文学是最多的。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鲁迅就注意到了俄国的文学，他最初的翻译生涯就和俄国人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域外小说集》中，有多篇是俄国人的，他在那里看到了一个新奇的世界，残忍、黑暗、哭诉、寻找。他后来的小说写作，大多还是受了俄国人的影响。他说：“那时就知道了俄国文学是我们的导师和朋友。因为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鲁迅和作品中的人物一同烧起希望，一同感到悲哀。苏联成立后，他继续关注苏俄文学。1921年他翻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他还译介、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俄国文学在他的翻译工作中占有优先地位。他翻译的《死魂灵》、《毁灭》、《浊流》都堪称是其代表作。

鲁迅经常觉得自己是有问题，是残缺的，是黑暗的，不是什么天才，因此需要向外国文学学习。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具有非常丰富的内涵。他认为自己身上有一种远古中国文化的鬼魂在里面，苛刻的，恶毒的，也有绍兴师爷这种刀笔吏的无情无义的东西，他和它不断地搏斗，和它不断地周旋，他要驱逐身上的鬼气。

鲁迅又是个非常有趣的人。在厦门大学教书的时候，鲁迅对许广平深怀思念。不料，却有头猪当着他的面啃相思树叶。鲁迅一时气极，就和那头猪展开了一场搏斗。鲁迅50多岁定居上海的时候，曾经一路转着圈踏着华尔兹的舞步入座吃饭，逗引得满桌哈哈大笑。夏日的深夜，他喜欢开着窗子伏案写作。有时候，看到有人溜到自己楼下的墙角里来尿尿，他就会用橡皮筋和纸团做成弹弓，弹在那人的屁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