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距离长江不足二里的凤凰楼酒店住下，安顿好行李物品，简单吃完早餐，便来到西陵峡南岸。这座建于1700多年前曹魏时期的小镇，是宜昌秭归县府所在地。小县城好似一个正在增长体格的少年，像中国所有的县城一样，在新农村建设的机遇下，正在玩命地建设的新城，不断地容纳着三峡移民。
山上古民居零零散散半遮半掩地散布在密林深处，山下试图用古香古色来构思的楼宇、街景像是古玩赝品，纵然青砖古道，斗拱飞檐，但那精致精美精良的建材和工艺经不起仔细推敲，特别是那些缔造古镇古香古色的匠人早已不知所踪，贪图"e文化”投资方和包工队提供了廉价的快餐般的县城建筑成就。“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中国房地产商人应该知道的，但这“陈迹”很难成为“古迹”。
矗立在长江岸畔，浩淼的江水平缓蜿蜒而东去，水面春波荡漾，从霞光中漏下的阳光金箔一般覆盖在波纹上。到了秭归，当然是为了追寻1800多年的那位故人——屈原。这位楚国贵族大臣，或许也曾站在长江江畔他高髻轻绾，峨冠博带，捻须沉吟。何等毓秀清俊的屈原先生，身披香草和白芷，秋兰结绳后佩带在腰间。清晨，他摘取山坡上的香木兰，日暮时分，诗人去采摘经冬不枯的香草。这完全就是八个月大的婴儿的天真、馥郁和形状。忽然，屈原诗风如峭壁兀立，朗声咏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乘上千里马纵横驰骋吧，来呀，我在前引导开路！
正在冥思，随行人李自江，自以为有趣地说“来秭归吧，就为了看‘三个人’——诗人屈原，美人王昭君，野人无名氏”，他津津乐道地说，庄严雄伟的屈原祠，千古流芳世人景仰，自不必说，昭君出塞的香溪河，潺潺流淌，香飘万里，三峡竹海，山峦叠翠，可谓赏心悦目；那幽静奇特的九畹溪，惊险绝伦，非去不可。我愣神之间，只有“呵呵”。我的思绪一直在飘荡，想象着汨罗江两岸粉墙村舍，鸡犬相闻，桃红柳绿，姹紫嫣红，热情的主人邀请你如家，打开竹筒里的米酒，给我讲述山里的故事，带我参观坐落在汨罗山上古幽拙朴的的屈子祠、骚坛和屈原墓……
李自江的朋友是秭归人，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给我介绍说，楚三闾大夫的“遗迹”会让你失望的，过去1800多年了，昔日明月今人看。汨罗江边淘金、挖沙的人把矿砂泥土堆为半边江，江流变向河岸支离破碎，住在岸边的几户人家最担心的就是江岸突然坍塌，汨罗江早已没有灵气、古风和“清白”。我听闻此言，黯然叹息。远望一江大水浩浩荡荡，水波拥挤着两岸，浪花拍击着千年来不断变换形状的岸堤。深锁书斋若许年，我刻意把思考的时间大量地投影在先秦两汉的书卷和尺牍，几乎忘却了窗外五彩缤纷的互联网＋方孔兄的世界和那世界的争分，追寻古人遗风，对照显示社会，颇有些刻舟求剑的迂腐和自以为是的况味。
汨罗江目前还没有断流，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保护。现在的江陵县是曾经的楚都郢城，公元前278年，黯然伤神的屈原，没有等待到他心中栽培的春兰、秋蕙开花结果，辞别了即将收获的美丽馥郁的杜衡芳芷，从江陵县打马出行，兰草水境边一路郁郁独行，跑上椒木小山暂且停留，最终来到了秭归县汨罗江眫。秭归县名来源《水经注》“屈原有贤姊，闻原放逐，亦来归，因名曰姊归”，“秭”由“姊”演变而来。听闻哥哥被放逐后，妹妹准备了28道美味佳肴等待哥哥到来。这28到绝世佳品是妹妹从神仙那里学得的手艺，一些珍馐芳草甚至成为屈原骚歌中的咏唱之词。
二
那夜，路过秭归，江心忽明忽灭，若沉若浮，云天之巅的秭归神秘而幽静。现在的香炉坪坐落着几处茅屋，这里是诗人的诞生地。“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紫檀竹简上散发出清幽芬芳，记得《离骚》的“开场白”，屈原感到丝丝寒意，晚风从凌乱的发须上掠过，他身子微微一震。
两千多年前，这个山间平畈上，住有一户人家，主人伯庸。有一天伯庸夫人正要分娩，天空突现祥云，并伴有丝竹之声，伯庸十分惊异，便立即在门外摆上香炉，焚香礼拜。这时从房里传来婴儿的呱呱声，一种异香也扑鼻而来。因为这孩子出生时有异兆，伯庸很喜欢他，给他取了个名叫屈原。途经一个山洞，留恋于一处深井，屈原宁肯忘记这是他年少时的“读书洞”和“照面井”。他最终没有品味到妹妹亲手烹调的美味，那些香草、美味、美人啊，都是诗人胸中的块垒和思想的“喻体”。而此刻，楚怀王在酒池肉林中大快朵颐，靳尚大人如醉如痴地玩弄着珠光宝气的珊瑚树。这日凌晨或者黄昏，秦国的长矛和利剑就要刺破楚国的梦魇，楚国郢城的宫殿在惊雷疾雨中摇摇欲坠。
我活动了一下僵直的手脚，脆弱的生命终究要归于一小块弹丸黄土。生死问题一直以来是个永恒的哲学问题，也是芸芸众生时常需要叩问的问题。哈姆雷特曾经说“tobeornottobe。”（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个问题）。死亡不可避免，甚至生命的长短都是不可把握的，多少的人不留痕迹的离开，宛若长江里一粒微尘。《论语·泰伯章》中的曾子说过一句话，原文为“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屈原诗歌是中国完整地流芳于人间的作品，是“忠君爱国”思想者和践行者。根据基因学原理，屈原在生之初就准备了一场千古流芳的死亡。汨罗一水，迤迤逦逦，哪里有屈原的魂魄呢？竹林深处啊暗无天日，道路险峻啊独自来迟。孤身一人啊伫立山巅，云海茫茫啊浮游卷舒。山色幽暗啊白昼如夜，东风狂舞啊神灵降雨。我痴情等你啊忘却归去，红颜凋谢啊怎能永葆花季？这本来是屈原作品《山鬼》，传说说屈原为妹妹写的招浪情书，但就在屈原奋力一投的那一刻，这诗成为了屈幺妹追忆哥哥的绝命诗。而向顷襄王进谗言逼死屈原的贵族子兰和上官大夫靳尚却举着盛大的酒器，一面庆祝政敌屈原的死亡，一面预祝楚国的灭亡。
三
那是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为了夺得社稷江山，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你方唱罢我登场”。至少有五种力量早控制着一种局面。一种力量安邦济世的“苦行僧”，孔孟、墨子、韩非子等，他们在枪林弹雨中周游列国、絮絮叨叨；第二种力量是脑肥肠满的霸王们粉墨登场“过把瘾就死”，如秦襄王、楚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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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鲁哀公等；第三种力量是各国绞尽脑汁的谋臣武将，如屈原、范蠡、孙膑、白起、赵括等；第五种力量是苏秦、张仪和孙子、鬼谷子。末流人物郑袖、上官大人者流也在历史舞台上“功不可没”。一种局面就是以中原为轴心的分切“大烙饼”。
那年，善于连横之策的张仪来到楚国，先是贿赂了上官大人，接着贿赂令尹子兰、司马子椒，上官大人又重金拉拢、忽悠恐吓姿色艳美、阴险恶毒郑袖，共奢屈原。是本来成为楚王“盘中餐”的张仪大模大样地走出楚国。楚王好色，郑袖好势，上官大人之流好金，张仪、屈原好什么？这是个问题。当然屈原和张仪、苏秦是有区别的。苏秦、张仪狡猾地游离于诸侯国，本来出身卑贱有尝遍了人世间的讥讽和嘲弄，深知“富贵则亲戚畏惧之，贫贱则轻易之”的世俗道理，所以，他的“学习和实践”满腹经纶指向和目标就是挂六国相印——进入上流社会、谋求更大富贵，这样的人是“鼠猫”的、自私自利之的，虽然他们是那个大分裂时代“跑龙套”的，但其流毒肇始贻害千年。
大约公元259年，比屈原早卒于11年的孟子提出了“好男人”的标准，那就是集智慧和力量于一身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人格魅力。屈原完全符合这样的人格定位，作为楚国嫡系贵族，没有衣食之忧，当然不会和尸位素食的上官大人同流合污，入列骄奢淫逸祸国殃民罪臣；作为两代楚王议事大臣，在保持楚国领土完整和主权方面，他据理以争坚持真理，好不退让屈服。这才是中国儒家忠君爱国的思想家和践行者的实际做派啊！不论哪个时代，都有鼓舌而搅局者，委身敌人叛国者，见利忘义者。更多是引车卖浆者流，在熙熙攘攘的“清明上河图”里蝇营狗苟。还有那些洁身自好者也圆滑之极，醉情于旷野，寄情于山水，明哲保身，全为一己之私耳，自以为清白其实是空白。
三月柳烟，江面上，三三两两的渔舟悠然从我眼前漂过。一网撒下去，捞回来一些活蹦乱跳的水中精灵。看似惯看秋月春风，其实一无所知，两三条小鱼，一壶酒，图个自己逍遥倒是真的。
四、从长沙到汨罗，10分钟车程。白茫茫的汨罗江，“沙里淘金”的工人在忙碌着，满载着建设新县城的沙土离开的时候，他们命运忘记把大量的垃圾留在河岸，满目疮痍的河岸奇臭无比。那位“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的诗人呢？“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的庄严呢？“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只是梦中景色吗？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即使端午节来屈原祠的人也寥寥无几”。此景，此情，我这位身在北方、藏于书斋的中年人听闻此言，心情万般失落。屈原的墓呢？车子驶入脏乱狭小的村道，几乎惊扰了村落里的鸡犬，走出乡村公路，在当地人的指引下找到了一座小土墩，石碑上书“故楚三闾大夫之墓”。
登上墓顶，放眼周遭，原来这座墓地和当地老百姓的祖坟混杂在一起，风水应当是极好的。不料后来才知道，这仅仅是屈原12疑冢之一。当地人讲起了“九子不葬父，一女打金冠。”屈原姐姐女须在神仙帮助下给屈原做了“金面具”，又怕上官大人和顷襄王报复，在方圆二里的山坡上建了12座高大的坟墓。抓起一把凄冷无情的黄土，悲凉荒芜的疑问无人作答，我只有黯然失神的走下来。遗忘了屈原，不只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啊！1700年前，屈原纵身一跃，葬于江鱼之腹，成为最后的绝唱、伟大的国魂。在中国大统一的唐朝，谪仙李白、“诗史”杜甫吟唱着屈原，在中国“半统一”的南宋，最后的文人宰相文天祥化用屈原名句“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意境，撰写诗句“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台湾现代诗人余光中在《汨罗江神呼唤“两千年后，你仍然待救吗？不，你已成江神，不再是水鬼，待救的是岸上沦落的我们。”
上个世纪40年代，被众多人士誉为大师辈出的年代，举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否定一切，批判质疑司马迁《史记》说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真伪。胡适首先直接否定了屈原在中国历史上的存在，他在《努力周报》上发表《读楚辞》一文，认为“屈原是一种复合物，是一种‘箭垛式’的人物”，是后人根据需要而塑造出的“传说”式的人物，这就像古希腊名着《荷马史诗》一样，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处理这类作品的主要方式。甚至连前苏联和日本的数位汉学家都加入到这一论争之中，认为“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屈原其人”。
1944年，古典文学专家孙次舟教授在《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屈原是文学弄臣的发疑》，指出“屈原为同性恋者，孙次舟随后又撰文《屈原讨论的最后申辩》，坚持自己的观点。当时，作家朱自清非常认同孙次舟的观点，并请出着名诗人、楚辞专家闻一多教授参与讨论。闻一多于次年在《中原》杂志发表《屈原问题》，文中肯定了孙次舟对屈原的发疑是楚辞研究的重大发现，“孙次舟以屈原为弄臣，是完全正确地指出了一桩历史事实”。闻一多还进一步阐明了“断袖”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直接论点是“屈原是同性恋”，所有的诗歌都是“怨妇辞”。
那可真是一个汉奸辈出的年代啊！一些自吹并自诩为无政府主义的文人，在自由思想的感召下达到了无法无天、无家无国的境地，伪满洲，国民政府和新生的人民政权壮大区，都不是他们的栖身之所，欧洲、日本读了几本书，就“反认他乡是故乡”。中国历史在1912到1949年，尽管处于两种命运的抉择决战，但绝不能和“大分裂时代”（柏杨语）春秋战国做比较，“汉奸当道”也绝非主流——但汉奸至今还在活动。
五
约公元前270年，孟轲先生一问一答、自问自答地解决了自身和身外世界的思想问题，那几乎是中国经典散文的模式。差不多同时代的屈原也在瑰丽巍峨的楚辞之外，以散文形式做了一次纵身汨罗的临终交代，那就是《渔夫》（也有人说是屈原的学生宋玉的作品）。62岁的屈原，面目焦黑，形容枯槁，来到江边。避世隐身、钓鱼江滨的渔夫劝诫屈原，世界还是美好的，你看人家上官大人、苏秦张仪，吃香的喝辣的，你看人家楚王、郑袖，谈情的说爱的，何必言死呢？渔夫深谙时态，简直就是老子再现，他娓娓道来循循善诱“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世人皆浊，何不淈5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歠其醨？何故深思高举，自令放为？”渔夫确实是高人，高到万世效仿者如滔滔江水，“沧浪之水清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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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竟然成为一种很萌很高超的处世哲学。
那夜，月落长江，夜风惹人醉，我在唇吻间不停地哼唱着余光中的《乡愁四韵》，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酒一样的长江水，醉酒的滋味，是乡愁的滋味，给我一瓢长江水啊长江水……不知不觉，我竟流下热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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